逆向淘汰，劣币淘汰良币，是指优秀的人才和思想往往传承更加困难，而那些适宜生存的，容易形成思维定式被流传下来的，往往是像杂草一样简单而坚强的“俗理”，或是被断章取义，改头换面而成的所谓“普世哲学”。
一、奴性思维
我生了你，养了你，就可以随意处置你，这叫做“生而有”：把子女当成自己的私有产物来处置，而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平等的人；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领导，你就要无条件听我的，这叫做“长而宰”：身为官长者，把下属当成附庸或工具来处置，而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平等的人。
这两种思想，都来源于儒家，而且对中国人影响至深。在中国，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乃至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发展到：有些父母，甚至把儿女当成养老的工具，当成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当成可以索取高额回报的投资；有些领导，甚至把下属当成自己的家仆，当成可以随意侵犯的附属品。
敢于反抗父母的人，是为不孝；敢于反抗领导的人，是为不忠。再加上儒家的“天命”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把“大人”和“圣人之言”抬升到“天命”的高度，让百姓只能接受，只能服从，只能认命，而最好连反抗的念头都不要有。
所以从娃娃开始，中国人就被培养出了顺从的特性，听父母的话，听领导的话，而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思维。独立思维都缺乏，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创新了。
独立性差，相应的依赖性就强，所以整体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而是互相抄袭，彼此参照。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而是互相束缚、互相压迫、互相拖累、互相依赖。
中国人为什么会坦然接受这种思想束缚两千多年，甚至还会自发地去宣扬扩散它呢？首先是发明这种思想的人太高明，其次是这种思想本身的高度传染性。
高明在哪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的身体，是你父母给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要替父母看管好，不能随便毁伤。这就好像在谆谆告诫一个奴隶：你，是我的财产，你有责任保护好我的财产，自杀或者自残都不行，因为只有我才有这个权力。
高明吗？高明极了。把奴性的播种裹在“孝”的美德外衣之下，谁敢反抗，谁能反抗？《论语》有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把自己当成附属品，泯灭了自身独立意志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确实，把官换位成父母，把民换位成儿女，哪有儿女跟父母作乱的？所以忠孝自古就是一体的。
它的传染性在哪里？身为民者，可能会对当官的贪污腐败痛恨不己，但当他自己做了官，享受到这其中的福利之后，他就会自发地变成这种体制的维护者。同样的，身为儿女的时候，和身为父母的时候，你的想法可能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父母和官长，恰好是社会中的即得利益者，最具话语权的人，所以得到他们的维护，这种思想就会盛行不衰。
想要破除这种思想其实也很容易，只要看穿了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贪天之功，据天之功为己有。我们是父母生的，那么父母又是哪里来的？一直追溯上去，就能推到人类起源。人类的起源是哪里？天地自然。所以我们每个人当属天地自然的产物，而不是断章取义，变成了“人”的产物，这才是根源。
然而天地生万物，可有要求过它们回报什么，它们又能回报什么？小鸟在大树上躲避风雨，大树可有索要过回报？鱼儿产卵万千，自有天生地养，天地可曾主宰过它们？
《道德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生养了他，却不占有他；成就了他，却不主宰他；干成了事，却不据功自恃，这才是最高的德性。然而最终流传下来的却并不是这种玄德，而是占有他人、奴役他人的私德。
二、成器思维
从小我们就被父母教育，一定要成器，“不成器”，表示这个人一无是处。然而“成器”，该如何理解呢？
老子说“物刑之而器成之”。我们使用的器具，都是对素材进行加工而成的，刀劈斧砍，这就是“刑”。所以如果把小孩子比作天生的素材，成器的过程，就是对其进行刀劈斧砍的加工过程。“朴散则为器”，小孩子的天性被摧残了，也就成了不再具备灵性的“器”。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德国人占了大约一半。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呢？通过国家介入，德国《基本法》禁止对孩子过早强行教授所谓知识。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各方面并不成熟，没有思辨能力，最后只会变成背书和读书机器，从而损害了孩子的想象和创新能力，变得不会思考。在德国，孩子在小学前的“唯一任务”就是快乐成长
德国人认为：孩子的天性就是玩耍，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而不应该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德国《基本法》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而反观中国的父母们，最热衷的就是各种早期教育，号称领先在起跑线上，恨不得孩子还没出娘胎就先学会一切知识。
中西方之所以在教育理念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受到太多儒式思维的影响。所谓“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既然已经把自己当成是供人挑捡的货物，于是“玉不琢，不成器”，于是埋起头来一门心思对付自己。
既然想要成“器”，就要被人为塑造。然而能工巧匠和庸才，打造出来的“器”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器”会受到塑造者自身的局限。但是以人力塑造出来的“器”，又怎么能比得上天生地造之材呢？妄图塑造人，打造人，这才是真正的“夺天地之造化”。
所以，如果父母按照自己的想法打造孩子，如果老师按照自己的想法打造学生，只会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他们局限了孩子和学生的成长。因此老子说“大器免成”，人为造就的“器”，永远都称不上“大器”，因为它受到了塑造者的制约。
这种摧残自我，自愿成“器”的精神，极大损害了中国人的天性，削弱了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庄子就非常厌恶这种自我摧残的行为，他宁愿做一棵在世人眼里周身是毒、一无用处的大树，也不愿意损害自我天性，丧失最为宝贵的人格和自由，来换取权位和富贵。
三、面子思维
有这样一个小笑话：说是清末民初，一个家徒四壁的穷书生，他放不下臭架子总是在外面炫耀自己。家里有块猪油，每次外出喝茶前都用猪油抹嘴，好像自己刚吃什么好东西才出来喝茶。可是有次他忘记用后挂起来，到茶馆刚坐下来一会只见儿子前来报信，连说几个“不好了！”一问才知，那块抹嘴的猪油让猫给叼跑了。这事于是就成了坊间笑谈。
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首先因为我们是出了名的礼仪之邦，什么是礼仪？礼仪就是面子。那么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我可以过得不好，但一定要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很好。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它说明我们注重”别人眼中的我“，多过真实的自我；其次，它说明在我们眼中，一个事物它的本质如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呈现给我们的直观表象。
”别人眼中的我“，为什么比真实的自我还要重要呢？因为从古到今，由于道德礼教的盛行，由于自我独立精神的丧失，我们是活在别人眼中的一群人。
我们不喜欢独立思考，我们喜欢顺应大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总是想着参照别人，应和别人，总是关注别人多过关注自己，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多过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我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往往来源于别人的肯定；我们的幸福感，往往来源于与别人比较而获得的心理满足。
事物的外表，为什么比它的本质还重要呢？因为外表直观，而本质不易显现。直接看外表肯定比发掘本质要容易，所以这种方法就盛行起来，流传下来。
《论语》中有描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棘子成说：“君子有良好的品质就成了，又哪里还需要外在的文采来修饰呀！”，子贡反驳道：“可惜呀，先生这样认识君子，你说的错话驷马都追不回来。内在的品质就如同是外表的文采，外表的文采就如同是内在的品质。去掉斑纹的虎豹的皮，就如同是去掉毛的狗羊的皮。”
在子贡看来，没有毛的虎皮，和没有毛的狗皮是很难分辨的，因为他是在以貌取人。而这种方法也是最简单最省事的，只要看看花纹就知道哪种皮品质上乘，只要看看外表就知道哪种人品性优良，并不需要费脑子去思考。
但这种简单粗陋的思维推广开来以后，那就是灾难了。如果没有了毛的虎皮和狗皮没分别，那把没了毛的狗皮镶上虎斑纹不就是一张虎皮了么？所以中国制假贩假才会如此严重。如果只看表象不查清实质，那把表面工作做好不就万事大吉了么？所以中国走过场、要面子的现象才会如此泛滥。
前些年有句名人名言很流行——“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不是义务或责任的问题，而是眼光和能力的问题。你没有眼光和能力去发现一个人的内在，就不要说的这么高大上，反而责怪别人没有直接在你那浅薄的眼光下展现清楚。和氏璧是怎么被发现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这段小历史。
四、克己思维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好像特别热衷于修理自己。“克己修身”也好，“反求诸身”也好，总之是有什么事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别人是无法改变的，环境也是无法改变的，别人和环境都没错，那么错的就只能是你自己。
于是我们很能看到一些怪现象：女孩子被色狼猥亵了，就有人说是这姑娘穿着暴露，把人的色心给勾引起来了。保姆纵火烧死了自己的雇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也有人说这年头有钱人没几个好东西，报应到了。至于孩子有什么错呢？那肯定是前世犯了什么错，今世人家回来报复了。简直是不知所谓，愚昧之极！
孔子常说，出了事不要怪别人，要检查自己：“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他称赞颜回是个好学生，因为他出了事就不会埋怨别人。孔子的这个主张，后来得到了统治者的欣赏，因为皇帝希望百姓出了事只埋怨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假如找不到，就看看是不是前世造了什么孽，总之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去抨击社会，责怪皇帝，犯上作乱
但是，孔子虽然自己也会“反求诸身”，不过求到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我没错，错的是天下人。孔子周游列国时，和弟子被困于陈蔡，队伍断粮很多天，大家的想法都有些动摇。孔子就问子路：我的主张是不是错了？怎么会落到现在这般田地？
子路说，之所以遭难，恐怕是我们的仁德和智慧还不够。孔子听了很不高兴，训斥子路说：仁义要是有用的话，伯夷、叔齐就不会死；智慧要是有用的话，比干也就不会被剖腹挖心了。仁义，智慧可一直是孔子宣扬推广的东西呀！
于是子贡回答说，是不是老师你的理想过高了，适当往下落落兴许就好了。孔子听了更不高兴，还骂他没出息。最后还是颜回最懂得孔子的心意，一记马屁把孔子拍得眉开眼笑。
颜回说：老师的理想很高，肯定能找到实现的机会。别人不接受，才能考验有德行学问人的涵养。没有好的主张，是我们的可耻；有好主张却没有机会实现，那是各国当权者的羞耻。孔子一听，高兴得几乎忘了形，说：是这个理，你姓颜的小子如果有了钱，我当你家帐房都行。
以上三人的回答，子路和子贡才是完全是遵照着孔子的教导，反求诸自身。但孔子听了却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这个标准只是提给别人的，至于他自己，那就是两回事了。其实孔子如果不是不满当时“礼崩乐坏”的现状，坚定地认为这社会病了，侯王们错了，而去孜孜以求的想要改变他人，改变社会，他也就不会成为以后的“孔圣人”了。
但孔子的这种精神，却并没有被后人们继承下来。毕竟，对于思想懒惰的人来说，改变自己比改变他人、改变环境要容易太多了，妥协也比抗争要简单太多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这些人最喜欢做的就是下跪，乞求，严重一些的自残，自杀，寄希望于通过展示自己的“克制”和“无害”，来取得别人的同情和认可；两个小孩打架，爸爸过去先把自己的小孩一顿抽，抽到对方都感觉不忍心然后过来道歉，这种现象太普遍了。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在齐国，有两个号称最勇敢的人在酒楼吃饭碰一块了，双方互相都不服气啊，就想比一比谁更勇敢，一个人提议割自己身上的肉来下酒，另一个人也面不改色，你割多少，我就割得比你更多，结果一顿饭吃下来，两个人一起流血身亡
所以好品质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呢？不论是仁、义、忠、孝、礼，还是节，对自己，对自己人越凶残，就越能体现出你道德的高尚。你刺面表决心守节，我就割耳、砍手，甚至直接绝食饿死；你解衣推食，我就杀妻待客；你送子入狱，我就让儿子自尽……一桩桩，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