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上七点半，新华网(行情603888,诊股)与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第十二期播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冲击和应对策略，疫情后消费扩容提质的中长期策略做了精彩分析。
该节目在新华网、新华网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和哔哩哔哩等平台播出。数据显示，当日观看直播的网友超过322万，受到很多业内人士及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很多观众表示嘉宾讲得非常精彩，受益匪浅。
甘犁表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信心和流动性受到冲击，消费的复苏并不乐观，为了避免不能及时复苏导致的长期衰退，在短期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一次性的补贴。在疫情后，我国仍然会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收入差距和转移支付不足，制约着消费的增长。因此中长期内要做好收入分配改革，要建立一个以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为核心的收入再分配机制。
新冠疫情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冲击较大
甘犁表示，2020年2月12号到3月21日，调查组从过去十年长期跟踪的近4万户家庭中随机抽取了3000余户家庭进行访问，根据他们的财富，年龄结构做了样本权重的调整。基于疫情专项调查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020年如果不出现大的补贴政策，或者是刺激消费的政策，报复性消费是不会出现的，整个社会的消费会下降11%左右。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居民消费受较大冲击，消费减少具有普遍性。62.3%的家庭春节期间减少了消费，仅有11.4%的家庭增加了消费。整体上春节家庭的消费平均减少了19.4%，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的下降幅度是类似的。分组来看，无论是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还是年收入20万元年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消费都在减少。其中年收入在10万元到20万元家庭的消费减少的比例是最大的，达到25.4%。
疫情管控解除后居民消费能否恢复增长？甘犁认为情况并不乐观。消费者信心不足，计划2020年减少消费的家庭比例高；对企业经营利润、就业形势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流动性状况不乐观；财务脆弱家庭比例高。同时，悲观预期可能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低收入家庭消费受限，制约消费总量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流动性约束大，这些原因共同限制了疫情管控解除后居民消费的恢复。
数据支持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43.2%的家庭认为2020年整体消费会减少，仅有15.9%的家庭预计2020年整体消费会增加。整体来看，除年收入20万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平均的预计消费下降幅度相对较低，其余各组家庭均预计消费下降幅度均较高。
对于低收入家庭，甘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我们做了一个‘2020年疫情背景下家庭储蓄计划变化的调查’，调查显示家庭预期储蓄更多、更少或不受疫情影响的比例大约都是三分之一。但低收入家庭有47%的预期储蓄将会更少。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低收入家庭受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大，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工作以服务型灵活就业为主，工作本身稳定性较差，受到的冲击也较大。”甘犁说。
新冠疫情对居民消费的短期应对策略
甘犁认为由于居民对企业经营状况、就业形势、收入增长和家庭流动性的预期都不乐观，所以消费复苏面临较大的压力。目前的政策，大多数是直接对企业的提供帮扶，缺少对居民消费的支持。如果居民消费不能及时复苏，会导致导致企业经营、就业形势恶化，引发总需求持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急需刺激居民消费。
甘犁说，无论是直接发放现金还是消费券，都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两者各有侧重。地方刺激消费，可以选择可限定使用区域的消费券，在发放消费券时，要意识到只有保民生才能真正地促消费，要将消费券发给合适的群体，发给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同时，要将消费券定向到价格敏感的产品。
除了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外，甘犁建议中央政府出台大规模一次性现金补贴政策：“全国范围内有必要出台一次大规模的现金补贴政策。地方财力有限，而且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钱多，有的地方钱少，以地方为主的补贴也可能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金补贴更加灵活，能有效地缓解流动性约束，释放消费的效果更加显著。”
“以美国为例，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向2/3家庭发放300-600美元补贴，补贴总额占gdp的0.4%，补贴的2/3直接用于增加消费，这使得美国2001年下半年总消费增长了0.7%。2008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家庭平均补贴900美元，补贴总额占gdp的1.3%，其中有50%-90%直接用于消费，这促使美国2008年二、三季度居民消费增长了1.3%和0.6%。”甘犁说。
针对“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会把现金补贴存起来”的担忧，甘犁表示这一担忧是多余的。以现有的一些低保、良种补贴为例，82.9%的家庭会选择将这些补贴花出去，这些家庭中又有86.5%会把所有的钱花出去。当然，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一比例会逐渐降低，因此补贴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家庭。
疫情后消费扩容提质的中长期策略：收入分配改革
甘犁表示，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直接一次性补贴，都是针对疫情做出的决策。但疫情终会过去，即使是最悲观的估计，明年年底之前全球经济也能恢复正常。但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将继续面临消费不足、储蓄过高的问题，这时靠临时的、一次性的的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进行一个中长期的收入分配的改革战略。
甘犁表示，中国的储蓄过高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认为，储蓄率过高是预防性储蓄导致的，但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保、社保体系后，储蓄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上升，由此可见预防性储蓄导致储蓄率过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甘犁表示，我国只有2/3的家庭当年有储蓄，且家庭储蓄分布严重不均，高收入阶层储蓄多：收入最高5%家庭，平均储蓄率72.6%，占总储蓄50.4%；收入最高10%家庭，平均储蓄率66.8%，占总储蓄62.5%。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储蓄率过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收入家庭储蓄率过高导致的，而高收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很低。从世界范围来看，低收入差距国家的储蓄率为30.7%，而高收差距国家的储蓄率为41.3%。以上两个数据都表明，要想降低储蓄率，扩大消费率需要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给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进行直接补贴。
甘犁以oecd国家为例，详细分析了给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直接进行补贴的好处：oecd国家初次分配时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补贴以后基尼系数降低25%，基尼系数降低的好处之一就是释放了巨大的消费潜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人口红利、外贸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经济发展迅猛，我们的基础设施十分完善。但现在中国经济开始遇到了困难，外贸红利在减少，投资收益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红利还没有得到释放：为老百姓直接发放补贴。直接补贴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可以促进消费，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促进经济转型。”甘犁说。